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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20-12-27

  英豪2注册城里人与村里人间的感情从未如此敏感。城市化浪潮下,城乡的鸿沟没有变小,而是越来越大。乡村已被抛弃了吗?是我们变了还是乡村变了?新浪新闻和来自31个省乡村的记者,一起记录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,观察乡村走向何处。

  一年前,王佳考研失利,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即告失业,最终选择借宿到离家更近的聊城大学二次考研。

  历史上的京杭运河兴盛数百年,临清更是素有“南有苏杭,北有临张”的美誉。如今,运河干枯,繁华也已散尽,这里依然是一副普通鲁西农村的面貌。

  “年前回家,赶上了最冷的那几天,我手和脚都冻伤了。”正月初五,在四叔家,穿着一身棉衣的妹妹王佳说,最后讨了个土方,连续泡了好几天才把冻疮化开。

  没上过学的弟弟几年前就结了婚,如今是两个娃的爹。待字闺中的王佳升级为“姑姑”。

  “如果这次能考上研最好,如果考不上就回济南找份工作,从头开始奋斗。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不留在村里。”王佳说。

  “我们烟店的升学率,在鲁西一带是出名的高,但上完大学回来的极少。”村里人介绍,就连烟店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多是外乡人,本地出来的大学生几乎没有。

  2015年,同村的二小寻了个媳妇,模样不说,光是彩礼就高得吓人,竟然有16万元。创下了有史以来全村婚嫁彩礼的最高纪录。

  16万元,对鲁西农村很多家庭来说,绝对是天文数字。这几年,随着农村经济发展,彩礼也水涨船高。

  这还只是订婚彩礼,如果算上“四金”(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手镯)“一冒烟”(小汽车),盖新房买楼房,婚庆开销,娶妻成本得要50万元。

  2015年,临清市地方财政收入目标为173346万元,在聊城地区属于发展较快的县市,但在山东全省则属于最落后的县级市行列。

  与山东东部胶东半岛相比,鲁西一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。在临清市区,很多工厂职工至今每月收入只有一两千元。烟店镇农村经济较为活跃,普通工人重体力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过三四千元。

  “越是有钱的家庭,其实出的彩礼钱反而少,相反,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,娶媳妇拿的彩礼反而多。原因很简单,人家姑娘出嫁都愿意嫁个好人家,不然人家姑娘不愿来。”四叔说。

  村里一个老邻居,老两口一辈子勤勤恳恳,为人也和善,可就是生了个不争气的儿子。

  “夏天里又寻了个媳妇,花了十几万,可是年前媳妇又跑了。”村里王大爷说,连续3个媳妇主动离婚,这在农村是个大新闻。(陈川)

  阿宏,生于1990年,虽年龄不大,却已在外务工10年。在版石镇,每年春节,都是适婚青年谈婚论嫁的最好时机。2014年春节,阿宏相亲成功。2015年春节,双方签下红单(订婚)。

  农历腊月二十四,小年,版石镇外出务工的人们都会在小年之前赶回家。数九隆冬,人们围着一个火盆烤火,唠唠家长里短。镇上没有报纸,很多信息就是在火盆边一传十、十传百。阿宏老婆跟别人跑了的消息,或许也就是这么不胫而走的。

  版石镇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,坐落于赣南群山之中,居民都是几千年前迁徙来的客家人,总人口3.1万。安远县的婚俗古已有之,传统的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,缺一不可。就在阿宏父亲那辈,结婚还须遵循古礼,讲究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到了阿宏这一辈,却是新事新办。

  2015年大年初三,阿宏和“细妹子”(客家话,意思是小妹子)小清签过红单。一张红纸写下男女双方的姓名、礼金和回礼等明细,就等于订婚。阿宏父母出了8万元礼金,当场拿现金付清。

  在版石镇,因为出不起彩礼而打光棍的人不在少数,童婚一度十分流行。阿宏的奶奶,便是从穷苦人家嫁过来的童养媳。

  上世纪90年代末,小镇附近田地都被征收,阿宏父母成了失地农民,双双赴沿海工厂。阿宏性格内向、学习不好,初中毕业就等于失学,也不得不去广东打工。

  阿宏一大家子的青壮劳动力,都被卷入了外出务工潮,包括他的父母、妹妹、叔、姨、表弟等,加起来十余人。镇上,这种现象并不鲜见。

  阿宏父母打工已超20年,在陶瓷厂做补瓷的工作。“60后”的第一代打工者,拼了半条命,只为挣钱养家。阿宏16岁出门至今,一晃10年。

  前几年,赶上赣南新农村建设,政府对建房提供补助,阿宏家的土坯房推倒重建了个三层楼房。房子有了,他父母就盼着阿宏娶媳妇。

  2015年的大年初八,阿宏正式迎娶小清过门。按照版石镇的老规矩简单走完了婚礼全套流程,本以为就此定下终身。但他和小清其实一直没领证。领证需要身份证,小清的身份证却在她父亲手里。阿宏父亲向亲家要来了身份证给了小清,没几天,小清就收拾东西悄悄走了。这距离他们结婚,才3个月。

  原来,小清也是10年前就出外打工,早就与一男子相好。最终小清父亲退回2万元了事。

  一过正月十五,镇上的年轻人又将外出务工。这意味着,如果阿宏在正月十五前再搞不定婚事,恐怕只能等来年春节了。在版石镇,婚介已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。介绍人一旦听说哪家有适婚青年,便上门询问。如果介绍成功,费用高则过万。今年春节,媒婆们快把阿宏家的门槛都踏烂了。

  在版石镇,年轻人多在20岁左右谈婚论嫁,有的细妹子16岁嫁人已不是新闻。

  在阿宏父母的期待中,阿宏本该在24岁前娶到老婆,生个孩子。到那时,他父母在家带孩子,阿宏夫妻双双去广东打工。

  前年8万块还能娶到一个媳妇,去年就须10万以上。阿宏父母存了20多年的钱,都已准备好拿出来给他娶媳妇。现在,阿宏离他父母的理想生活只差两步:结婚、生子。(刘素楠)

  猴年正月初五,幺娘唐凤兰死于肺癌晚期。两天后,在一片哀乐声中,幺叔陶柱安葬了岁月停留在43岁的妻子。墓地选在我家后面的土坡上,坟头下是一片正悄然改变的良田。

  正月十三,我回到村里——重庆垫江县白家镇学堂湾,距离重庆主城区近300公里的一个偏僻村子。幺娘的新坟前,稀稀落落堆着些花圈。这天下午,就在距她墓地500米远处的公路边,幺叔陶柱刚刚跟几位邻居换下一块宅基地,准备修建一栋新房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在农村建房,所有邻居几乎都是免费劳动力,管饭即可。1994年,父亲耗去所有积蓄,在被废弃的学堂地基上建起了我现在的重庆老家。父亲说,那时湾里有近20户人家,人口过百。

  而今20多年过去,今年春节在湾里过年的邻居,已剩不到10户,骤减一半多。当年乡下的青壮劳动力,迁居镇里、县城和重庆主城区的,达到半数之多。以至于抬葬幺娘棺材的那天,尽是些留守乡下的老头儿。

  今年春节,幺叔陶柱刚争取下村里贫困户的帮扶政策。这次建新房,他自己出资一半,镇政府出资一半。

  在幺娘坟头的前方,昔日的良田,如今已变成经济作物田。由于村里缺乏劳动力,我小时的种稻景象早已不见。前些年,一些水稻种植公司选中了学堂湾,农民尝到了甜头,纷纷种“谷种”。但这样的方式,也就维持了七八年,再也无以为继。

  2014年起,从县城来的莲藕种植商,承包了上百亩良田,单种莲藕。之后两年,挖掘机在水田里挖出几十吨生莲藕,赚取的利润远远超过种植水稻。连最保守的父亲,也开始关注“土地流转”问题,频频问我,“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,是不是真的要变了?”

  幺娘死后不到一周,幺叔陶柱有了新的“翻身计划”。这几天,他办妥了两件事:除了争取建房的资金补助外,他还跟湾中乡邻置换了几亩水田。元宵节后,这片地将会被挖掘机挖出大片水塘,“挖出来养鱼,准备联系好客户往城里送,种水稻实在是赚不了钱”。谈起计划,幺叔信心满满。

  “当下的农村,老弱病残的留守只是一个表象,大家关心的是农村土地政策如何调整。”父亲说。

  正南50公里,京开高速向东1公里,与固安直线个坐标的交汇处是一个名为太子务的村庄,隶属北京大兴区榆垡镇。

  2008年,首都第二机场落户榆垡的消息不胫而走,看到拆迁的盼头后,太子务村民们开始着手盖房。村民们盘算着,自家这一套院子、几口人,到时能分到几套楼房,剩下多少钱。

  在网上搜索“榆垡太子务”,出来第一页近半词条都是“太子务到底拆不拆迁”的询问帖。帖子中,楼主称自从有了要拆迁的信儿,村里人的生活就变成了攒钱、盖房,攒钱、盖房。他们在网络上抛出自己的疑问,希望能有“知情人士”给自己透个底。

  最终因4公里的距离差,太子务被挡在了建设二机场的拆迁范围外。拆迁梦落空,但并不妨碍太子务搭上拆迁这趟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列车,发家致富。

  这个京城南郊榆垡镇的第一大村,几乎成了二机场11个搬迁村庄的最大周转区和安置地,加之外来的打工者,太子务人口不断膨胀。“本村在册农业人口2500人,现在常住人口最少3200人。”对于村内的居民数量,干了一辈子村委工作的王守平给出了最保守的估计。

  唐山大地震后,村内重新规划,每家每户的房屋面积基本相同,太子务村内,不存在村民抢占房基地的状况,但也都在自家院中进行加盖。“想打政策擦边球,多拿点儿。”对于这点王守平清楚的很,他说这是“难得的好机会。”

  当初为获取更多拆迁利益而加盖的房屋,纷纷对外出租,道路两侧的临街店铺也日益增多。虽未拆迁,但太子务无疑成了二机场拆迁这一大工程的获益者。“现在没拆,谁知道以后呢?不是还有第二期、第三期工程吗?”村里人说。

  “普通农户拆迁了,给两三套楼房,这要是自己,一辈子也挣不来啊。”王守平很清楚,“盼拆迁的年轻人多过老年人,可以少奋斗多少年啊。”对村民而言,拆迁将成为扭转命运得强大力量,王守平称之为“一步登天”。

  距太子务10公里外的北部一处拆迁村庄,张立(化名)家的5间房屋和4口人,最终得到了3套两居室和100万元补偿款,其中包括3年回迁期间的租房款。张立觉得,和别的地方拆迁比起来,这点补偿并不多,但至少以后不必再为房子发愁。

  “不拆迁没事儿,一拆迁矛盾有所上升,现在上第三调解室的、走法律途径的有的是,不顾面子,兄弟姐妹间为点儿利益,争得脸红脖子粗。” 王守平说,周围11个村拆迁,类似事情不少。

  “南各庄,家里一闺女一儿子,闺女出嫁,儿子结婚了。家里拆迁时,闺女回来要房,跟儿子发生矛盾,儿子想不开喝敌敌畏死了。”现在村里没拆迁,矛盾还未凸显,一旦拆迁,村里面临什么样的局面,王守平也不敢打包票。

  距太子务十几公里外的一处村庄,拆迁的消息还未落实,各家各户也早早盖满了房。有的儿子整日担心出嫁的姐姐回来跟自己分财产,就算是带孩子在娘家多住些日子都会遭弟弟白眼,儿子甚至为此与家中长辈大打出手,并不愿再赡养,还夺了父母的几间出租房,自己收租。也有亲兄弟只为争夺院墙内不足一米的距离而反目,从此交恶。

  相比拆迁,种地对于农民来说,已显得不那么重要。农作物投资成本高,出售价格低,不少农民开始将土地转租。“年底给个200斤麦子也就够了,说是农民,拿地也不当回事儿了。”王守平估算,现在太子务村民的工资性收入,要超过农业收入一倍还多。

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让这些京郊农村躁动着,他们背离黄土,等待着拆迁这股飓风能将自己卷入城市。(冯晨)

  我的家乡位于四川省德阳市,这里地处成都平原的北部,村里有2000多人。对于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,回家过年,一个老问题总是不经意间蹦出来:过年的传统习俗都去哪儿了?

  爷爷说,他小的时候,过年是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,因为过年有肉吃、有压岁钱拿。其实,爷爷说的肉,只不过是较平常多了几块,而压岁钱,也只是一两分钱。

  “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。”爷爷说,他们那个年代,没有电没春晚,除夕夜全家人围在一起,点亮煤油灯守岁,初一天还没亮,家家户户的小孩就要向长辈行跪拜礼,以示拜年,初二要随奶奶回娘家,连日劳累,到初三,就好好休养。

  吃团圆饭,在过年时是重要习俗。爷爷说,在农村,这是非常讲究的。过年期间,初一、十五要吃素,早上吃汤圆,中午吃长寿面,晚上吃豌豆凉粉。吃饭通常在供奉上祖的堂屋内,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张方桌,长辈在上,晚辈在下。饭桌备好后,晚辈要等长辈先动筷,家里成年男子一般都要喝上两盅,说些吉祥话,向长辈表示敬意。

  爷爷所说的这些习俗,在我父亲这一辈还不曾消失,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  “万元户”。1988年,在家家户户还没有黑白电视机的时候,身为电工的父亲,从电视机厂购置了一台19寸长虹彩电,这在当时是十足的“时新货”。

  父亲说,那些年的年三十,院子里最热闹的莫过于我们家,每个人比以前吃肉吃糖还兴奋,因为每年年三十,都有春节联欢晚会,虽然电视机不够明亮,信号时断时续,但每个人的都幸福和满足。

  父亲说,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春晚是春节里最鲜明的记忆,作为农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“必需品”,看春晚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的习俗。

  我从12岁开始离开农村,前往城市学习生活,“漂泊”已超过16年。但每到农历年底,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。

  我记得小时候,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,也就是“小年”,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到竹林里砍下一根坚硬高长的竹子,用来打扫“扬尘”,晚上还要写灶书“祭灶”。腊月二十六清晨,要上坟,爷爷领着后辈趁天未亮上山祭祖。腊月二十八凌晨,要团年。腊月三十,要守岁……

  以至于现在每年过年,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我们都要极力寻找“年”,创造“年味”。虽然年味在变淡,但仍然保持高强度的走亲串友节奏,每年过年都要到亲戚家吃上一顿,这个年才算圆满。

脚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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